摘要：重大庆典既是重要的新闻事件，又是考验报道功力的政治传播事件。以塑造引导力为原则，在大型直播报道的核心现场构建并得当使用现场演播室，描述现场、解释现场、丰富与现场相关的信息与画面，可以强化重大庆典的认同功能，在感染力中渗透说服力，有效增强深度与思想性，实现更强传播效果。新中国六十年大庆时，新华社在广场设立并长时段多次使用现场演播室的探索和经验，值得借鉴。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大庆时，新华社主导、主控了22.5小时的大型直播报道，在广场设立并长时段多次使用现场演播室。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今天，回顾这个现场演播室的构建与使用，对做好七十大庆报道不无裨益。

  在广场设立一个现场演播室的想法，始于六十年大庆直播筹备之时。这次大型直播报道，将以新华社的大厦演播室作为主演播室，提供给新华社视频用户的同时，共同合作进行直播的黑龙江电视台卫视频道也全程直播，这是新华社历史上第一次主导、主控的大型直播。广场历史上从来就没出现过演播室，如果成功设立并使用，必将产生非常大的社会反响。

  新中国建国六十年的伟大庆典，与历史上任何国庆庆典都有不同，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新华社的发展理念也与以往有了很大不同，全面开展视频报道成为重要选择。何况我们要做的，是一次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国庆日大型直播报道，将展示参与国庆庆典的阅兵、、联欢、新闻等各路队伍的出发、集结、准备、举行、疏散全过程。而以往的国庆直播，主要是展示阅兵。六十年大庆，国之典，也是民之庆。广场是最重要的核心现场，是整个新闻事件的核心报道点、最佳评述点，是激情与事实汇聚之地。设立一个现场演播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极具价值的。

  但，这个设想能实现吗？一天，偶然路遇何平总编辑，他要求应当在大会堂设一个现场演播室，以城楼的实景为演播室背景，这样，现场报道效果更好。这个创意的实施，协调难度很大，最合适的协调人是连续十多年参与大型报道协调的新华社总编室室务委员赵勇。我和赵勇约好当天下午就去看场地。现场演播室设在哪里，看现场之前就依据以往对大会堂的印象有过设想。

  2009年8月5日，下午两点半，我和赵勇及新华社音视频部设备室主任闫永廷在人民大会堂北门会齐，第一站是去看二楼三楼的几个厅，希望能从某一个大窗户发现设立现场演播室的最佳位置。但可惜的是，从设立现场演播室的角度看，厅里的窗户都不够大，角度也不是最佳。一路踏勘下来，只有一个厅内的小厅可以作为备选。从其中一扇窗户看出去，可以取到城楼的景。这个地方可以做大背景版，中间把窗户留出来，实景与虚景结合。可惜的是，场地局促了些，勉强有一个机位。

  第二站是大会堂北段楼顶东北角，这是传统的电视和摄影拍摄点，大会堂的同志甚至很熟悉大型活动时央视的机位和新华社的机位在哪里。与厅内相比，视野更为开阔。如果仅仅作为拍摄点，这个点很好，可以拍摄包括城楼在内的东长安街连带广场，画面会气势磅礴、重点突出。如果是朝阳初起、彩霞满天，或是华灯灿放、城楼如画时，定是一片辉煌。但从借用实景的角度看，在这个位置拍摄城楼，角度还是偏了一点。

  第三站是大会堂中段东侧，距大会堂北段楼顶东北角约400米，接近大会堂的中轴线。从这个点拍摄城楼，角度比较正，但效果还不够理想。即使和大会堂北段楼顶东北角一样搭个平台，拍摄到的也只可说是比较正的侧面。作为现场演播室的实景，应当是更为正面、更为壮观的。

  从大会堂北段楼顶东北角南眺，我感觉大会堂南段向东突出部分的楼顶向北拍摄，效果可能更好，拍到的城楼应当更正面。既然大会堂北段楼顶东北角和中段东侧不够理想，能否在南段楼顶设现场演播室呢？

  但这一次的踏勘，没有能去大会堂的南段。前三个点的踏勘，已经可以形成初步判断，即设立借用城楼实景的现场演播室的创意，是有条件实施的。8月7日下午，我们三人带了摄像机，开始第二次踏勘。令人高兴的是，有了另外一位同志引导，可以去大会堂南段楼顶的平台。据说，过去重大活动时，南段楼顶平台未曾有媒体在此设立机位，是个静悄悄的所在。在已经选的三个点分别拍摄了景观效果、试过主持人可能坐的位置、大致测量角度和尺寸后，我们登上了第四个点——人民大会堂南段楼顶。

  向北侧偏东眺望，广场气势壮阔，城楼巍峨壮观，脑海里浮现庆典时的壮观场景，如果是一个大全景，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在画面的黄金线位置。这儿是一个很好的点，多种内在的力量线汇聚于此。在此设立现场演播室，可以充分展现现场，又不被现场“淹没”。楼上旗杆间距离约为50米，设立现场演播室的面宽足够了，摄像机纵深空间更是充裕。在上面搞个40平方米的平台，再搞个主持台，带上灯光和摄像机，用有机玻璃做个透明的小屋，不用花费很多，就能成为临时现场演播室，这将是这次直播最重要的特色。所谓错位补充，这可算其一吧。

  四个点比下来，这个点是当然的第一选择。当时的方案是，把南段楼顶平台当作一号位置，北段四楼中部和角上仍然作为拍摄点申报，到时再安排摄像记者。三楼那个小厅作为保底点。何平总编辑看了四个点拍摄的录像，认为一号位置效果最好，同意了这个方案。

  按此方案，开始申报转播通信车内工作的人员信息和车辆信息。转播通信车是黑龙江电视台派出的。楼上平台一号位置只考虑两名主持人、3个摄像的最少配置，再在大会堂北段东北角楼顶和近中段东侧各放一个摄像记者。按现场情况，要实现二级切换，使用转播车效果最好。这么大型的车，只能放在大会堂天井院内。因车内人员数量太多，几经商量，压缩到7人，再加上准备安排在小厅内的主持人和摄像记者，转播车内的人员有9人之多。

  依据什么原则设计现场演播室？借用实景易，传神难。合适的设计，必须是恰到好处地“借用”现场实景，而不是影响实景的观感，是恰当放大核心实景的感染力，而不是让传统演播室的一些手段干扰对核心实景的呈现。设立现场演播室，既要让城楼的实景在画面中突出显现，让演播室诸元素起好烘托作用；又要让现场演播室的主要元素——主持人，在灯光、实景的“塑造”下，成为与大型直播的主旨、风格、追求相称的引导者。因此，设立现场演播室的核心，就是如何传神地运用实景，增强感染力，让实景成为会说话的引导者。

  但对现场演播室而言，实现设计意图的过程，也是解决许多意想不到问题的过程。

  最初的设计创意，是为大会堂南段楼顶所选的点做一个长背景板，既可以遮住平台背后的女儿墙，又可以传递多种视觉元素、烘托气氛。为此，9月3日，我们第三次踏勘现场。这次的重点，是带着设计小组现场测量。从大会堂西南门进去，我们发现外小院与内天井间有个过道，高度只有3.5米，已经报了车号的转播车高4米多，根本开不进去。新的问题出来了，楼上的信号需要借助更长的光缆才能传到转播车内。哪里寻找长达3公里的光缆？最终，从重庆租到了这条超长光缆，并通过飞机运了过来。

  所谓设计小组，其实是由设计LOGO的临时组合延伸而来。负责设计本次大型直播报道LOGO的，是音视频部的视图工作室。我依照做杂志总编辑时的工作习惯，在电脑前和视图工作室的负责人以及参与设计的同志一起讨论，做了几个方案，经过几次大修改，并报社领导选择、审批，经过几周的时间，终于确定了LOGO。接着便是设计大会堂楼上现场演播室的背景板。

  我们再次上到大会堂南段楼顶，测量位置、选择景别、权衡角度。主持人要坐在60公分高的地台上，3个摄像机准备架在另外3个摄像台上。我和工作人员或拉着卷尺测量，或作为模特儿站在那儿帮助摄像找不同景别里主持人的最佳位置。毕竟，地台还没建，只能通过想象、模拟。计算下来，有了地台，加上三脚架，摄像机最高可以架到2.7米高。主持人是坐在60公分高的地台上，但此刻权衡背景板怎么做，摄像机怎么取景，模拟起来并不容易。于是，经过一天的踏勘，留下了这样的工作视频：我和视图工作室的负责人吴炜玲站在镜头前，竖着拉开卷尺标示高度，我还会把一支圆珠笔平举在她的头上，标识将来直播时坐在地台上的主持人的头部所在。这有些奇怪的模拟方式，当时在现场的同志后来不断说起。

  这次踏勘，同时获悉另一个消息，楼内小厅那个备用演播室的拍摄点用不成了，因为到庆典当天，那个小厅另有大用。因此，一号地点实际上成了唯一地点。

  以后的几天里，我多次去电脑前看设计。核心设计没有变，就是在两个主持人之间放一个圆形的主持台。圆台面以约35度的仰角朝向镜头，上面是醒目标有“新华社大型直播报道”的LOGO，甚是醒目。

  设计小组陈鸿毅在电脑里做了这个现场演播室的三维模拟图，可以随观看者的意愿变换视角和景别、画面的大小，可以看到两个主持人和三个摄像机的空间关系，看到不同景别下以及晚上可以拍到的城楼场景。有意思的是，出于年轻人的习惯，陈鸿毅开始是把动漫式的机器人放在主持人的位置，作为模拟，脑袋是个有金属感的模拟像，比真实人像更为醒目。这多少影响了我们对背景板设计效果的判断。后来，让他们都换成真实人像，这倒是给背景板的设计工作增加了一抹亮色。

  但对背景板的颜色却一直没有找到感觉。全红、橘红、单色，都感觉不太对。解决方案是何平总编辑提出的。第一次看演播室背景板的设计，他对颜色选择提出了意见。第二次看时，斟酌再三，他提出不要背景板，就在主持人背后摆上鲜花，摆三层，错落有致，有红花、有绿叶。演播室设计由此豁然开朗，设计进程迅速完成。所有的软硬件制作工作都按此进行、加速推进。

  广场演播室的构建和使用，在我心中常如岩浆般奔涌，时常在沉思在琢磨，却几乎从不谈论。

  首先，对设立广场演播室这个方案，我几乎不谈论。在任何与直播筹备有关的方案、文件中，从来没再次出现“广场演播室”的字样。在这样特殊的地点，要实现我们的创意，每一步都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行百里，半九十，如果物议沸腾，不仅于事无补，可能还会造成更大困难。因此，很长时间里，清晰地知道有这个方案存在并在积极推进的人，以个位计。9月24日，我在社领导召集的一次会议上全面汇报大型直播筹备工作时，才第一次提到这个现场演播室方案的存在和使用。

  其次，如何使用好这个现场演播室，想法、思路也需要不断完善。我对庄严神圣的城楼充满敬仰甚至敬畏感，因为它是新中国的一种象征。我想，这种想法不会仅存在我一个人心中。因此，对这个现场演播室的使用，更要传达出一种深切的情感。

  面对编导、主持人与出镜记者，我几次说起：在这样一个壮阔的广场，面对上十万参加盛典的人们，人声鼎沸，场景壮阔，主持人和出镜记者必须做到不被场面“淹没”，而成为一个得体的引导者。怎么做到这一点？必须心中有足够的积累和酝酿。不仅是知识、信息的储备，还包括情感、心理的准备。一个伟大的国家、一段伟大的历史、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伟大的盛典、一个伟大的日子，都要装在心底，才会有大胸襟、大气度，才会有主持、出镜的大感觉、大表现。主持人要有很强的临场随机应变能力、现场控制能力，更要有深厚的知识储备和思想深度。当然，对这个现场演播室的使用，我心底的标准也是实事求是的，完成两条就是成功：一是早晨“点亮”她，开始使用“新华社广场演播室”这个呼号；二是在直播进行中完成直播流程确定的报道任务。

  按这个思路，我掂量再三，选择了主持人张大鑫和女记者朱玉。此前已经安排朱玉担任6集政论片《国之典民之庆》总撰稿，多次与她谈过这次国庆直播的核心理念、重要元素，相信她能担此重任。

  但他们两位是很晚才知道在大会堂楼顶这个拍摄点的真正任务是什么。其他拍摄点也有不错的主持人担任出镜记者，而且在以往的演练中有很好的表现，这让处在新华社演播室直播指挥中心的我们颇感振奋。9月12日，张大鑫和朱玉随参加专项演练的新华社报道队伍进入广场，第一次登上了大会堂南段楼顶。但这一次，他们更多的是为现场出镜报道做准备，同时登上那里的几位摄像记者，我也没有清晰地告诉他们线日是庆祝大会和联欢晚会最后一次综合演练，也是前方直播团队最后一次有机会到前方实地演练。之前，我分别和张大鑫、朱玉谈了一次，让他们按照在新华社广场演播室主持的要求，按与一个伟大盛典的直播报道相称的、现场性和思想性并重的要求，去现场体验、准备，要求他们要把握好这次直播的精气神。

  作为总指挥、总导演，我要考虑的，既包括这个演播室的主持人是否能够传神地体现直播的意图和特色，也包括确保直播的安全，即一旦现场信号或主演播室出现某种问题，广场演播室应当能以两个人之间的对谈和现场报道支撑直播，至少支撑一段足以让后方演播室调整的时间。因此，这个组合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双主持人组合，而是访谈组合。虽然是男女各一，但从直播总体需求看，对主持人的第一要求，不是外貌，而是现场把握能力。选择的结果就是一个男主持人、一个知名女记者。我的期望，这个组合实际就是一个主持人，加上一个可以应付多种情况的“多功能嘉宾”。

  18日的综合演练，虽然只有4个小时，但我们的直播系统是全系统仿线个时段的编导组，每个编导组用其真实脚本的第一小时演练，8个演练小时横跨了未来线小时。根据不同时段脚本的要求，广场演播室作为报道点，得到了多次使用，两位主持人作为现场记者，多次出镜；摄像记者也自觉地演练了如何在镜头中带着现场记者拍摄广场，进而展现广场。这次演练，暴露出一些问题，也让我有了更多信心。此后，我开始放手让这个组合自己准备，并在与编导们、其他主持人的磨合中更多地积累，更准确地对位现场演播室的感觉。看着他们睁着带红丝的眼睛与一组组编导们对接，我也只能报以鼓励的话语、肯定的眼神。在各种层次、各种方式、各个系统、各个环节的对接中，现场演播室如何呈现，轮廓逐渐清晰。

  在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现场，现场演播室能否成功使用，实际上不仅取决于通常意义上的演播室使用准备，还包括许多复杂而微妙的准备，特别是非现场准备。每天几乎都会冒出一些新问题。有时遇到的问题难度之大，令闻者齐叹息。然而，峰回路转往往就在看似已陷入困境而又努力坚持后的一念间。这过程着实磨炼人的意志和心性。人们意识到，如果没有充足的多方面准备，再好的创意可能都只是一厢情愿。

  保证现场演播室按设想启用，要做好一系列准备。主持人选择与准入问题在正常申报中，演播室基本形态与背景设计已经完成，紧接着，就是演播室相关硬件的制作，是主持人与现场演播室队伍何时进去工作，如何保证在人民大会堂楼顶的广场演播室长时间工作。

  是现场制作还是非现场制作？最初的设想是在现场提前制作演播室所需的主持人和摄像所需要的4个地台和1个主持台、背景板等，既保证安全，也减少搬运量，特别是搬运时的准入麻烦。一系列相关手续完成后，却被通知不能现场制作。这时，时间已经不多，必须赶快联系安排加工制作。闫永廷多年协调类似问题的经验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多次协调，去制作方检查进展。最早制作完成的是两个主持人座位间的圆形主持台。送到新华社演播室里看过效果，大家都满意。同事特别告诉我，镜头里看不错。噢，就是镜头感不错！就像有些人平时不太显眼，但镜头里看起来特别传神。主持台在镜头里看起来神气的很，这次大型直播的LOGO也格外醒目。不过，第一个送回来的主持台放在我们准备的备播演播室里正好，放在广场演播室里，就显得体量大了一些。第二个送来的主持台成品，直径比第一个小了一些，正好适用现场演播室的空间环境。

  现场演播室的设计，也许并不比标准演播室的设计容易，毕竟，要考虑太多非标准问题。最初，设想是给现场演播室做一个如同足球比赛队员席、教练席上的有机玻璃棚子，立在两个主持人身后，可以在他们上方有所遮挡，既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现场杂音干扰，又可以替他们挡一点可能有的放烟火时飞下来的东西。因而，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吴锦才曾经把这个现场演播室叫做“你们那个玻璃房子”。能否做出这个“玻璃房子”？打听下来，最大的规格是2米宽、3米长，这足以保证镜头拍过去的背板部分有足够大的无接缝透明范围。距直播还有几天的时候，看到拍摄回来的制作中的这个“玻璃房子”的录像，感觉体量实在有些大。有机玻璃板的重量不小，制作方加了钢框架承重，这与我心目中无骨架的“玻璃房子”相距甚远。我只有一个选择，放弃这个“玻璃房子”，回到最本初意义上的现场演播室。蓝天为顶，可以让主持人和观众一起心游万仞。

  早进入还是按流程进入？这个问题是主持人和策划指挥组的人都关心的问题。即将去现场演播室的朱玉，在最后的几天里总是提醒我，一定要提前进去。我也总是默然回应。距直播还有十多天的时候，我几乎天天为最后的准入难题费神劳力。其实，在我心目中的问题单子，不仅包括让主持人、摄像、导播、音视频工作人员早些进入，以保证这个现场演播室能够被早些启用，还包括要解决好他们连续30多个小时工作必须解决的民生问题，包括怎么吃饭、怎么喝水、怎么补妆等。协调的过程就是不断试探又不断反复的过程。开始尝试请人民大会堂的后勤系统解决饮食问题，后来，是要求我们直播系统的后勤小组买足够的面包、水等，正常安检带进去，自我保障。要求主持人化好妆进去，现场简单补妆。

  但能否让技术人员、摄像和主持人早进去，仍然是个问题。在协调会上，这被提到了保障直播顺利进行的高度。看到已经确定下发的9月28日至10月1日工作流程安排，他们不在第一批安检、进入广场的人员之列。经过再次电话沟通、书面请示，终于成功获准。与我们直播系统提前进入的人员在相同制高点的摄影记者及技术人员，“顺带着”也要在凌晨一点前到达安检场所。尽管他们没有提前开始工作的任务，但这不重要了，能够提前进入广场的核心区域，并保障现场演播室的所有人员都在庆祝大会后不离开现场的人员名单里，广场演播室的充分使用、良好运转就有了成功的基础。

  一个在我们心中孕育了很久的现场演播室，何时使用为最佳呢？如何使用这个历史上第一个广场演播室，最理想的结果当然是早用、用好、多用。

  随着六十年大庆的临近，每一个人都对广场演播室的使用寄予了自己的期望。在我们这个直播团队内，知道有现场演播室存在并准备使用的人在慢慢扩大范围，先是在编导会上让大家考虑如何使用，让主持人习惯与这个现场演播室对接。等主持台制作完成并暂放进主演播室后，在一次编导会议上，我正式告诉大家，可以开始在直播脚本上写上“新华社广场演播室”。现场演播室的使用进入实质阶段，大家开始更多地谈论如何使用。

  一定要早用，但不能太早。在我的心底，“新华社广场演播室”这个呼号，应当和六十年大庆这一天的第一缕阳光一起抵达广场，为此，我们查了广场升旗时间表，6时10分。那应就是第一缕阳光照向广场的时间。虽然按照国庆六十年庆典的特殊需要，这一天的升旗仪式在庆祝大会正式开始之后。

  用好现场演播室，其标准，当然是在合适的时间使用最适合的演播室，也就是说在一些特殊时刻一定要使用广场演播室。最初设想，是在诸如阅兵式和联欢晚会之前，让广场演播室做开放式访谈，随时可以切入阅兵式和联欢晚会的公用信号；阅兵式和联欢晚会以后，马上回到广场演播室，让我们的两位主持人激情绽放，承应那一刻的现场神韵和人们的心情。

  后来，出于安全直播的考虑，只是部分实施了这个想法。因为，公用信号结束时间不定，为了与新华社直播报道的节目时间精密衔接，公用信号后，我们的直播开始时间最好是加上延时时间后的整点或五分、十分这样的时间点。为此，最有利于大型直播各环节协同、最利于保障安全的处理方法，是公用信号切出时，我们的主演播室接放一个专为这次直播制作的MTV，然后按照选择的时间推出总片头，开始新一时段的直播。

  但用好这个现场演播室的具体表现，更在于多用。我曾经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告诉直播团队，要在非核心时间不断回到核心现场，直播镜头要尽可能切到广场，要充分展现、阐释广场这个核心现场。实际直播运行中，广场的风采激发我们更多地把直播镜头转入广场。广场演播室，就成了直播的点睛之笔。

  2009年10月1日的那个黎明，经过6个小时的直播，指挥中心里是一片带着疲惫的兴奋，我们在期待一个历史的时刻。5点左右，接到广场一个拍摄点的电话，说他看到了广场上空云层间露出了一片天空，是晴天。我很兴奋，畅快地大声说，“这将是伟大的一天！”

  6点整，CCTV新闻频道开始了他们国庆日的直播报道，演播室里，白岩松熟悉的声音传出。一会儿，CCTV的镜头转向正在准备中的广场。从画面看，应当是从大会堂楼上拍的。我拿起报线点，即大会堂楼顶的“新华社广场演播室”做好准备，并通过另一个通话系统告诉在新华社大厦内的主演播室导播，马上把时间交给“广场现场演播室”。6点10分，一个历史性的呼号，通过我们的直播传出去：男主持人首先说，这里是广场演播室，随后的声音，在我耳中是如此熟悉，“新华社广场演播室”在6点10分“点亮”了，和第一缕阳光一起来到了六十年大庆这个伟大盛典前的广场。

  其后，我们不断地使用这个现场演播室。整个直播中，我不时干预主演播室导播，把时间交给广场演播室。回到核心现场，回到广场演播室，每一次使用这个演播室，他们总能不负众望地精彩表现。那些翻涌而出的话语、那些描述和点评，大多在直播脚本上并不曾存在，那是现场激发的结果。

  2009年10月1日下午，我们的直播还在进行中，新华社发出了一条特殊的报道：《新华社设在大会堂的演播室成国庆电视直播报道亮点》。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专门发消息报道一个正在直播中使用的现场演播室，还加上了直播截图放到新华网上，其意义，当然不仅是扩大了正在进行的大型直播的影响，实际上也评价了一个现场演播室的特殊地位。

  其实，直播进行中，就有年轻的同事不断地做出直播画面截图，放到当时正热的开心网上。他们的即时评点、观众和网民的好评，使广场演播室的使用频率大大增加。

  那个下午，我不断接到电话，要求赶快把时间交给广场演播室，多用现场演播室。晚上十点一刻，何平总编辑第三次来到直播指挥中心，很快，镜头回到了广场演播室。这已是直播的最后时刻，按照最初的创意和安排，这时应当是让广场演播室把三条线归拢，把精气神提上去。看着那几块同时展现着辉煌的广场情景的屏幕，看着激动不已的主持人，现场演播室的创意者与实施者一起屏息，等待着成功一刻的来临。

  等待成功时刻的，并不只是直播系统的同志们。直播一结束，在人民大会堂南段楼顶工作的人们、观看晚会的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和家属都涌上来，站在我们的主持台前合影。那一晚，我们有了无数个现场演播室的“主持人”，照片记录下的一张张笑脸，承载着在现场被激发出的无限豪情。

  (作者系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原音视频部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博导，时任新华社大型直播《国庆》总指挥、总编导)

  摘要：重大庆典既是重要的新闻事件，又是考验报道功力的政治传播事件。以塑造引导力为原则，在大型直播报道的核心现场构建并得当使用现场演播室，描述现场、解释现场、丰富与现场相关的信息与画面，可以强化重大庆典的认同功能，在感染力中渗透说服力，有效增强深度与思想性，实现更强传播效果。新中国六十年大庆时，新华社在广场设立并长时段多次使用现场演播室的探索和经验，值得借鉴。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大庆时，新华社主导、主控了22.5小时的大型直播报道，在广场设立并长时段多次使用现场演播室。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今天，回顾这个现场演播室的构建与使用，对做好七十大庆报道不无裨益。

  在广场设立一个现场演播室的想法，始于六十年大庆直播筹备之时。这次大型直播报道，将以新华社的大厦演播室作为主演播室，提供给新华社视频用户的同时，一起合作进行直播的黑龙江电视台卫视频道也全程直播，这是新华社历史上第一次主导、主控的大型直播。广场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演播室，如果成功设立并使用，必将产生非常大的社会反响。

  新中国建国六十年的伟大庆典，与历史上任何国庆庆典都有不同，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新华社的发展理念也与以往有了很大不同，全方面开展视频报道成为重要选择。何况我们要做的，是一次历史上从来就没过的国庆日大型直播报道，将展示参与国庆庆典的阅兵、、联欢、新闻等各路队伍的出发、集结、准备、举行、疏散全过程。而以往的国庆直播，主要是展示阅兵。六十年大庆，国之典，也是民之庆。广场是最重要的核心现场，是整个新闻事件的核心报道点、最佳评述点，是激情与事实汇聚之地。设立一个现场演播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极具价值的。

  但，这个设想能实现吗？一天，偶然路遇何平总编辑，他要求应当在大会堂设一个现场演播室，以城楼的实景为演播室背景，这样，现场报道效果更好。这个创意的实施，协调难度很大，最合适的协调人是连续十多年参与大型报道协调的新华社总编室室务委员赵勇。我和赵勇约好当天下午就去看场地。现场演播室设在哪里，看现场之前就依据以往对大会堂的印象有过设想。

  2009年8月5日，下午两点半，我和赵勇及新华社音视频部设备室主任闫永廷在人民大会堂北门会齐，第一站是去看二楼三楼的几个厅，希望能从某一个大窗户发现设立现场演播室的最佳位置。但可惜的是，从设立现场演播室的角度看，厅里的窗户都不够大，角度也不是最佳。一路踏勘下来，只有一个厅内的小厅可当作备选。从其中一扇窗户看出去，可以取到城楼的景。这一个地区可以做大背景版，中间把窗户留出来，实景与虚景结合。可惜的是，场地局促了些，勉强有一个机位。

  第二站是大会堂北段楼顶东北角，这是传统的电视和摄影拍摄点，大会堂的同志甚至很熟悉大型活动时央视的机位和新华社的机位在哪里。与厅内相比，视野更开阔。如果仅仅作为拍摄点，这个点很好，可以拍摄包括城楼在内的东长安街连带广场，画面会气势磅礴、重点突出。如果是朝阳初起、彩霞满天，或是华灯灿放、城楼如画时，定是一片辉煌。但从借用实景的角度看，在这一个位置拍摄城楼，角度还是偏了一点。

  第三站是大会堂中段东侧，距大会堂北段楼顶东北角约400米，接近大会堂的中轴线。从这个点拍摄城楼，角度比较正，但效果还不够理想。即使和大会堂北段楼顶东北角一样搭个平台，拍摄到的也只可说是比较正的侧面。作为现场演播室的实景，应当是更为正面、更为壮观的。

  从大会堂北段楼顶东北角南眺，我感觉大会堂南段向东突出部分的楼顶向北拍摄，效果可能更好，拍到的城楼应当更正面。既然大会堂北段楼顶东北角和中段东侧不够理想，能否在南段楼顶设现场演播室呢？

  但这一次的踏勘，没有能去大会堂的南段。前三个点的踏勘，已能形成初步判断，即设立借用城楼实景的现场演播室的创意，是有条件实施的。8月7日下午，我们三人带了摄像机，开始第二次踏勘。令人高兴的是，有了另外一位同志引导，可以去大会堂南段楼顶的平台。据说，过去重大活动时，南段楼顶平台未曾有媒体在此设立机位，是个静悄悄的所在。在已经选的三个点分别拍摄了景观效果、试过主持人可能坐的位置、大致测量角度和尺寸后，我们登上了第四个点——人民大会堂南段楼顶。

  向北侧偏东眺望，广场气势壮阔，城楼巍峨壮观，脑海里浮现庆典时的壮观场景，如果是一个大全景，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在画面的黄金线位置。这儿是一个很好的点，多种内在的力量线汇聚于此。在此设立现场演播室，可以充分体现现场，又不被现场“淹没”。楼上旗杆间距离约为50米，设立现场演播室的面宽足够了，摄像机纵深空间更是充裕。在上面搞个40平方米的平台，再搞个主持台，带上灯光和摄像机，用有机玻璃做个透明的小屋，不用花费很多，就能成为临时现场演播室，这将是这次直播最重要的特色。所谓错位补充，这可算其一吧。

  四个点比下来，这个点是当然的第一选择。当时的方案是，把南段楼顶平台当作一号位置，北段四楼中部和角上仍然作为拍摄点申报，到时再安排摄像记者。三楼那个小厅作为保底点。何平总编辑看了四个点拍摄的录像，认为一号位置效果最好，同意了这个方案。

  按此方案，开始申报转播通信车内工作的人员信息和车辆信息。转播通信车是黑龙江电视台派出的。楼上平台一号位置只考虑两名主持人、3个摄像的最少配置，再在大会堂北段东北角楼顶和近中段东侧各放一个摄像记者。按现场情况，要实现二级切换，使用转播车效果最好。这么大型的车，只能放在大会堂天井院内。因车内人员数量太多，几经商量，压缩到7人，再加上准备安排在小厅内的主持人和摄像记者，转播车内的人员有9人之多。

  依据什么原则设计现场演播室？借用实景易，传神难。合适的设计，必须是恰到好处地“借用”现场实景，而不是影响实景的观感，是恰当放大核心实景的感染力，而不是让传统演播室的一些手段干扰对核心实景的呈现。设立现场演播室，既要让城楼的实景在画面中突出显现，让演播室诸元素起好烘托作用；又要让现场演播室的主要元素——主持人，在灯光、实景的“塑造”下，成为与大型直播的主旨、风格、追求相称的引导者。因此，设立现场演播室的核心，就是如何传神地运用实景，增强感染力，让实景成为会说话的引导者。

  但对现场演播室而言，实现设计意图的过程，也是解决许多意想不到问题的过程。

  最初的设计创意，是为大会堂南段楼顶所选的点做一个长背景板，既可以遮住平台背后的女儿墙，又可以传递多种视觉元素、烘托气氛。为此，9月3日，我们第三次踏勘现场。这次的重点，是带着设计小组现场测量。从大会堂西南门进去，我们得知外小院与内天井间有个过道，高度只有3.5米，已经报了车号的转播车高4米多，根本开不进去。新的问题出来了，楼上的信号需要借助更长的光缆才能传到转播车内。哪里寻找长达3公里的光缆？最终，从重庆租到了这条超长光缆，并通过飞机运了过来。

  所谓设计小组，其实是由设计LOGO的临时组合延伸而来。负责设计本次大型直播报道LOGO的，是音视频部的视图工作室。我依照做杂志总编辑时的工作习惯，在电脑前和视图工作室的负责人以及参与设计的同志一起讨论，做了几个方案，经过几次大修改，并报社领导选择、审批，经过几周的时间，终于确定了LOGO。接着便是设计大会堂楼上现场演播室的背景板。

  我们再次上到大会堂南段楼顶，测量位置、选择景别、权衡角度。主持人要坐在60公分高的地台上，3个摄像机准备架在另外3个摄像台上。我和工作人员或拉着卷尺测量，或作为模特儿站在那儿帮助摄像找不同景别里主持人的最佳位置。毕竟，地台还没建，只可以通过想象、模拟。计算下来，有了地台，加上三脚架，摄像机最高可以架到2.7米高。主持人是坐在60公分高的地台上，但此刻权衡背景板怎么做，摄像机怎么取景，模拟起来并不是特别容易。于是，经过一天的踏勘，留下了这样的工作视频：我和视图工作室的负责人吴炜玲站在镜头前，竖着拉开卷尺标示高度，我还会把一支圆珠笔平举在她的头上，标识将来直播时坐在地台上的主持人的头部所在。这有些奇怪的模拟方式，当时在现场的同志后来不断说起。

  这次踏勘，同时获悉另一个消息，楼内小厅那个备用演播室的拍摄点用不成了，因为到庆典当天，那个小厅另有大用。因此，一号地点实际上成了唯一地点。

  以后的几天里，我多次去电脑前看设计。核心设计没有变，就是在两个主持人之间放一个圆形的主持台。圆台面以约35度的仰角朝向镜头，上面是醒目标有“新华社大型直播报道”的LOGO，甚是醒目。

  设计小组陈鸿毅在电脑里做了这个现场演播室的三维模拟图，可以随观看者的意愿变换视角和景别、画面的大小，能够正常的看到两个主持人和三个摄像机的空间关系，看到不同景别下以及晚上可以拍到的城楼场景。有意思的是，出于年轻人的习惯，陈鸿毅开始是把动漫式的机器人放在主持人的位置，作为模拟，脑袋是个有金属感的模拟像，比真实人像更为醒目。这多少影响了我们对背景板设计效果的判断。后来，让他们都换成真实人像，这倒是给背景板的设计工作增加了一抹亮色。

  但对背景板的颜色却始终没找到感觉。全红、橘红、单色，都感觉不太对。解决方案是何平总编辑提出的。第一次看演播室背景板的设计，他对颜色选择提出了意见。第二次看时，斟酌再三，他提出不要背景板，就在主持人背后摆上鲜花，摆三层，错落有致，有红花、有绿叶。演播室设计由此豁然开朗，设计进程迅速完成。所有的软硬件制作工作都按此进行、加速推进。

  广场演播室的构建和使用，在我心中常如岩浆般奔涌，时常在沉思在琢磨，却几乎从不谈论。

  首先，对设立广场演播室这个方案，我几乎不谈论。在任何与直播筹备有关的方案、文件中，从来就没出现“广场演播室”的字样。在这样特殊的地点，要实现我们的创意，每一步都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行百里，半九十，如果物议沸腾，不仅于事无补，可能还会造成更大困难。因此，很久里，清晰地知道有这个方案存在并在积极地推进的人，以个位计。9月24日，我在社领导召集的一次会议上全面汇报大型直播筹备工作时，才第一次提到这个现场演播室方案的存在和使用。

  其次，怎么样去使用好这个现场演播室，想法、思路也要一直完善。我对庄严神圣的城楼充满敬仰甚至敬畏感，因为它是新中国的一种象征。我想，这种想法不会仅存在我一个人心中。因此，对这个现场演播室的使用，更要传达出一种深切的情感。

  面对编导、主持人与出镜记者，我几次说起：在这样一个壮阔的广场，面对上十万参加盛典的人们，人声鼎沸，场景壮阔，主持人和出镜记者必须做到不被场面“淹没”，而成为一个得体的引导者。怎么做到这一点？必须心中有足够的积累和酝酿。不仅是知识、信息的储备，还包括情感、心理的准备。一个伟大的国家、一段伟大的历史、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伟大的盛典、一个伟大的日子，都要装在心底，才会有大胸襟、大气度，才会有主持、出镜的大感觉、大表现。主持人要有很强的临场随机应变能力、现场控制能力，更要有深厚的知识储备和思想深度。当然，对这个现场演播室的使用，我心底的标准也是实事求是的，完成两条就是成功：一是早晨“点亮”她，开始使用“新华社广场演播室”这个呼号；二是在直播进行中完成直播流程确定的报道任务。

  按这个思路，我掂量再三，选择了主持人张大鑫和女记者朱玉。此前已经安排朱玉担任6集政论片《国之典民之庆》总撰稿，多次与她谈过这次国庆直播的核心理念、重要元素，相信她能担此重任。

  但他们两位是很晚才知道在大会堂楼顶这个拍摄点的真正任务是什么。其他拍摄点也有不错的主持人担任出镜记者，而且在以往的演练中有很好的表现，这让处在新华社演播室直播指挥中心的我们颇感振奋。9月12日，张大鑫和朱玉随参加专项演练的新华社报道队伍进入广场，第一次登上了大会堂南段楼顶。但这一次，他们更多的是为现场出镜报道做准备，同时登上那里的几位摄像记者，我也没有清晰地告诉他们线日是庆祝大会和联欢晚会最后一次综合演练，也是前方直播团队最后一次有机会到前方实地演练。之前，我分别和张大鑫、朱玉谈了一次，让他们按照在新华社广场演播室主持的要求，按与一个伟大盛典的直播报道相称的、现场性和思想性并重的要求，去现场体验、准备，要求他们要把握好这次直播的精气神。

  作为总指挥、总导演，我要考虑的，既包括这个演播室的主持人能否传神地体现直播的意图和特色，也包括确保直播的安全，即一旦现场信号或主演播室出现某种问题，广场演播室应当能以两个人之间的对谈和现场报道支撑直播，至少支撑一段足以让后方演播室调整的时间。因此，这个组合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双主持人组合，而是访谈组合。虽然是男女各一，但从直播总体需求看，对主持人的第一要求，不是外貌，而是现场把握能力。选择的结果就是一个男主持人、一个知名女记者。我的期望，这个组合实际就是一个主持人，加上一个可以应付多种情况的“多功能嘉宾”。

  18日的综合演练，虽然只有4个小时，但我们的直播系统是全系统仿线个时段的编导组，每个编导组用其真实脚本的第一小时演练，8个演练小时横跨了未来线小时。根据不同时段脚本的要求，广场演播室作为报道点，得到了多次使用，两位主持人作为现场记者，多次出镜；摄像记者也自觉地演练了如何在镜头中带着现场记者拍摄广场，进而展现广场。这次演练，暴露出一些问题，也让我有了更多信心。此后，我开始放手让这个组合自己准备，并在与编导们、其他主持人的磨合中更多地积累，更准确地对位现场演播室的感觉。看着他们睁着带红丝的眼睛与一组组编导们对接，我也只能报以鼓励的话语、肯定的眼神。在各种层次、各种方式、各个系统、所有的环节的对接中，现场演播室如何呈现，轮廓逐渐清晰。

  在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现场，现场演播室能否成功使用，实际上不仅取决于通常意义上的演播室使用准备，还包括许多复杂而微妙的准备，特别是非现场准备。每天几乎都会冒出一些新问题。有时遇到的问题难度之大，令闻者齐叹息。然而，峰回路转往往就在看似已陷入困境而又努力坚持后的一念间。这过程着实磨炼人的意志和心性。大家意识到，假如没有充足的多方面准备，再好的创意可能都只是一厢情愿。

  保证现场演播室按设想启用，要做好一系列准备。主持人选择与准入问题在正常申报中，演播室基本形态与背景设计已完成，紧接着，就是演播室相关硬件的制作，是主持人与现场演播室队伍何时进去工作，如何保证在人民大会堂楼顶的广场演播室长时间工作。

  是现场制作还是非现场制作？最初的设想是在现场提前制作演播室所需的主持人和摄像所需要的4个地台和1个主持台、背景板等，既保证安全，也减少搬运量，特别是搬运时的准入麻烦。一系列相关手续完成后，却被通知不能现场制作。这时，时间已经不多，必须赶快联系安排加工制作。闫永廷多年协调类似问题的经验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多次协调，去制作方检查进展。最早制作完成的是两个主持人座位间的圆形主持台。送到新华社演播室里看过效果，大家都满意。同事特别告诉我，镜头里看不错。噢，就是镜头感不错！就像有些人平时不太显眼，但镜头里看起来特别传神。主持台在镜头里看起来神气的很，这次大型直播的LOGO也格外醒目。不过，第一个送回来的主持台放在我们准备的备播演播室里正好，放在广场演播室里，就显得体量大了一些。第二个送来的主持台成品，直径比第一个小了一些，正好适用现场演播室的空间环境。

  现场演播室的设计，也许并不比标准演播室的设计容易，毕竟，要考虑太多非标准问题。最初，设想是给现场演播室做一个如同足球比赛队员席、教练席上的有机玻璃棚子，立在两个主持人身后，可以在他们上方有所遮挡，既能够大大减少不必要的现场杂音干扰，又可以替他们挡一点可能有的放烟火时飞下来的东西。因而，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吴锦才曾经把这个现场演播室叫做“你们那个玻璃房子”。能否做出这个“玻璃房子”？打听下来，最大的规格是2米宽、3米长，这足以保证镜头拍过去的背板部分有足够大的无接缝透明范围。距直播还有几天的时候，看到拍摄回来的制作中的这个“玻璃房子”的录像，感觉体量实在有些大。有机玻璃板的重量不小，制作方加了钢框架承重，这与我心目中无骨架的“玻璃房子”相距甚远。我只有一个选择，放弃这个“玻璃房子”，回到最本初意义上的现场演播室。蓝天为顶，可以让主持人和观众一起心游万仞。

  早进入还是按流程进入？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主持人和策划指挥组的人都关心的问题。即将去现场演播室的朱玉，在最后的几天里总是提醒我，一定要提前进去。我也总是默然回应。距直播还有十多天的时候，我几乎天天为最后的准入难题费神劳力。其实，在我心目中的问题单子，不仅包括让主持人、摄像、导播、音视频工作人员早些进入，以保证这个现场演播室能够被早些启用，还包括要解决好他们连续30多个小时工作一定要解决的民生问题，包括怎么吃饭、怎么喝水、怎么补妆等。协调的过程就是不断试探又不断反复的过程。开始尝试请人民大会堂的后勤系统解决饮食问题，后来，是要求我们直播系统的后勤小组买足够的面包、水等，正常安检带进去，自我保障。要求主持人化好妆进去，现场简单补妆。

  但能否让技术人员、摄像和主持人早进去，仍然是个问题。在协调会上，这被提到了保障直播顺顺利利地进行的高度。看到已经确定下发的9月28日至10月1日工作流程安排，他们不在第一批安检、进入广场的人员之列。经过再次电话沟通、书面请示，终于成功获准。与我们直播系统提前进入的人员在相同制高点的摄影记者及技术人员，“顺带着”也要在凌晨一点前到达安检场所。尽管他们没提前开始工作的任务，但这不重要了，能够提前进入广场的核心区域，并保障现场演播室的所有人员都在庆祝大会后不离开现场的人员名单里，广场演播室的充分使用、良好运转就有了成功的基础。

  一个在我们心中孕育了很久的现场演播室，何时使用为最佳呢？怎么样去使用这个历史上第一个广场演播室，最理想的结果当然是早用、用好、多用。

  随着六十年大庆的临近，每一个人都对广场演播室的使用寄予了自己的期望。在我们这个直播团队内，知道有现场演播室存在并准备使用的人在慢慢扩大范围，先是在编导会上让大家考虑怎么使用，让主持人习惯与这个现场演播室对接。等主持台制作完成并暂放进主演播室后，在一次编导会议上，我正式告诉大家，可以开始在直播脚本上写上“新华社广场演播室”。现场演播室的使用进入实质阶段，大家开始更多地谈论怎么样去使用。

  一定要早用，但不能太早。在我的心底，“新华社广场演播室”这个呼号，应当和六十年大庆这一天的第一缕阳光一起抵达广场，为此，我们查了广场升旗时间表，6时10分。那应就是第一缕阳光照向广场的时间。虽然按照国庆六十年庆典的特殊需要，这一天的升旗仪式在庆祝大会真正开始之后。

  用好现场演播室，其标准，当然是在合适的时间使用最适合的演播室，也就是说在一些特殊时刻一定要使用广场演播室。最初设想，是在诸如阅兵式和联欢晚会之前，让广场演播室做开放式访谈，随便什么时间都能切入阅兵式和联欢晚会的公用信号；阅兵式和联欢晚会以后，马上回到广场演播室，让我们的两位主持人激情绽放，承应那一刻的现场神韵和人们的心情。

  后来，出于安全直播的考虑，只是部分实施了这个想法。因为，公用信号结束时间不定，为了与新华社直播报道的节目时间精密衔接，公用信号后，我们的直播开始时间最好是加上延时时间后的整点或五分、十分这样的时间点。为此，最有利于大型直播各环节协同、最利于保障安全的处理方法，是公用信号切出时，我们的主演播室接放一个专为这次直播制作的MTV，然后按照选择的时间推出总片头，开始新一时段的直播。

  但用好这个现场演播室的具体表现，更在于多用。我曾经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告诉直播团队，要在非核心时间不断回到核心现场，直播镜头要尽可能切到广场，要充分体现、阐释广场这个核心现场。实际直播运行中，广场的风采激发我们更多地把直播镜头转入广场。广场演播室，就成了直播的点睛之笔。

  2009年10月1日的那个黎明，经过6个小时的直播，指挥中心里是一片带着疲惫的兴奋，我们在期待一个历史的时刻。5点左右，接到广场一个拍摄点的电话，说他看到了广场上空云层间露出了一片天空，是晴天。我很兴奋，畅快地大声说，“这将是伟大的一天！”

  6点整，CCTV新闻频道开始了他们国庆日的直播报道，演播室里，白岩松熟悉的声音传出。一会儿，CCTV的镜头转向正在准备中的广场。从画面看，应当是从大会堂楼上拍的。我拿起报线点，即大会堂楼顶的“新华社广场演播室”准备好，并通过另一个通话系统告诉在新华社大厦内的主演播室导播，马上把时间交给“广场现场演播室”。6点10分，一个历史性的呼号，通过我们的直播传出去：男主持人首先说，这里是广场演播室，随后的声音，在我耳中是如此熟悉，“新华社广场演播室”在6点10分“点亮”了，和第一缕阳光一起来到了六十年大庆这个伟大盛典前的广场。

  其后，我们不断地使用这个现场演播室。整个直播中，我不时干预主演播室导播，把时间交给广场演播室。回到核心现场，回到广场演播室，每一次使用这个演播室，他们总能不负众望地精彩表现。那些翻涌而出的话语、那些描述和点评，大多在直播脚本上并不曾存在，那是现场激发的结果。

  2009年10月1日下午，我们的直播还在进行中，新华社发出了一条特殊的报道：《新华社设在大会堂的演播室成国庆电视直播报道亮点》。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专门发消息报道一个正在直播中使用的现场演播室，还加上了直播截图放到新华网上，其意义，当然不仅是扩大了正在进行的大型直播的影响，实际上也评价了一个现场演播室的特殊地位。

  其实，直播进行中，就有年轻的同事不断地做出直播画面截图，放到当时正热的开心网上。他们的即时评点、观众和网民的好评，使广场演播室的使用频率大大增加。

  那个下午，我不断接到电话，要求赶快把时间交给广场演播室，多用现场演播室。晚上十点一刻，何平总编辑第三次来到直播指挥中心，很快，镜头回到了广场演播室。这已是直播的最后时刻，按照最初的创意和安排，这时应当是让广场演播室把三条线归拢，把精气神提上去。看着那几块同时展现着辉煌的广场情景的屏幕，看着激动不已的主持人，现场演播室的创意者与实施者一起屏息，等待着成功一刻的来临。

  等待成功时刻的，并不只是直播系统的同志们。直播一结束，在人民大会堂南段楼顶工作的人们、观看晚会的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和家属都涌上来，站在我们的主持台前合影。那一晚，我们有了无数个现场演播室的“主持人”，照片记录下的一张张笑脸，承载着在现场被激发出的无限豪情。

  (作者系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原音视频部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博导，时任新华社大型直播《国庆》总指挥、总编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