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会议各国领导人的唐装、G20峰会国礼《丝绸之源》、国家阅兵式福袋……近几年，家乡盛泽出产的“宋锦”已50余次被选为国礼，2000多件宋锦作品馈赠给各国政要，荣登全球瞩目的舞台。2009年，“宋锦”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西方奢侈品界誉为丝绸界的“爱玛仕”。盛泽作为中国经济十强镇、四大绸都之一，它的兴起发展至少可上溯到明代，经过无数丝绸织造从业者的奋斗付出、代代传承，才取得今天的成绩和荣誉。其中，我的祖父和父亲作为民国时期的爱国实业家、解放后盛泽丝绸织造业的代表人物，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王鸣泉是我祖父，1896年出生于嘉兴王江泾，1984年去世于吴江盛泽镇。他幼年随父迁居盛泽镇，16岁丧父后兄弟合伙创业，是民国时期盛泽绸业有代表性的实业家。

  王雨生是我父亲，1920年出生于盛泽镇，1996年去世于吴江松陵镇。他解放前夕继承父业，经营吴江县最大的新生绸厂。解放后，新生厂在全县第一个申请公私合营，改制后他任新生丝织厂私方厂长，后到松陵镇县政府工作，历任副县长、人大副主任、工商联主任等职，1990年退休。

  从王鸣泉十六岁创业算起，已过百年，作为后代，我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介绍他和王雨生的生平事迹，侧面反映盛泽绸业百年来的发展变迁。

  盛泽是苏州市吴江县下属大镇，著名绸乡，地处太湖东南角，与浙江嘉兴及湖州相邻，离苏州市区较远。它虽然位居江浙交界，但地理位置较偏，历来非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清朝以来工商业日渐发达。在太平天国时期，周边地区百姓纷纷避难到盛泽，使它的规模迅速扩大，在清末宣统二年人口就超过八万。

  盛泽与相邻的嘉兴王江泾和湖州双林都是绸乡。太平天国时期，另两地因地理位置更重要而成为太平军与清军反复争夺的战场，由此盛泽在清末脱颖而出，成为主要的丝绸集散地。

  清末民初，盛泽已有过半人口从事与丝绸业相关的工作。首先，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手工织机，百姓空闲时织绸牟利。其次，围绕织绸诞生各种配套行当。蚕农养蚕，原料蚕丝加工成绞。为了织绸，第一步要均匀绕到类似奶粉罐大小的“䈅子”上，“䈅子”上的丝线再要均匀绕到更小的类似手指大小的“纡子”上，然后“纡子”才能放进梭子织绸。因此，盛泽百姓除织绸外，还有专业绕“䈅子”（叫作“调丝”）和摇“纡子”的群体。此外，提供织机用配件和花式绸布所需花版的机料店也是与织绸配套的。

  因为是丝绸产地，所以镇上聚集了大批从事购销贸易的绸庄，规模大的还到其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将产品销往各地。当时绸庄及机料店主要聚集于两处：一为本地商人建造的“庄面”；一为徽商兴建的“徽州庄”。它们的建筑格局接近，类似科举考场，四周围墙上开门，庄内被南北向和东西向两条路分割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再分割为若干个店铺出租。

  当时尚无规模化的工厂生产，绸布生产以家庭手工作坊为主，织户散布于镇上及乡村。织户生产所需原料及花版和机料如何采购、哪个品种的绸布好销、产出绸布后销给哪家绸庄合适、绸布价格行情如何？此类问题时常困扰织户。同时，对机料店和绸庄而言，原材料需求和产成品极度分散也是不利经营的局面。以上两类人群共同的困难促成了“领投”行当诞生。“领投”的含义是“领织户以投卖”，属于中间商性质，开业者通常三四人合伙，互相多为亲属、师徒或师兄弟。领投业是盛泽镇特有的职业现象，故有“三百六十一行”之称。领投业者把织户和绸庄之间连接，起到承上启下作用，谋得生存盈利空间，至清中期后成为一独立行业，与绸业、丝业并称为盛泽丝绸行业三大支柱。到民国初年，领投从业人员一度超过千人，这种兴旺局面持续到抗战全面爆发为止。

  1920年前后，电动织机从日本传到中国，逐渐被推广使用。当时盛泽地区工业用电缺乏，阻碍了纺织业从手工织机进步到电动织机，使纺织技术落后于苏州、上海、杭州等电力充沛的地区。为此，不少绸商转到上海等地开办电机织造厂。1930年前后，盛泽绸商一方面积极推动本地电力公司扩大，另一方面与苏州电气公司谈判成功，新设输电线路向盛泽供应工业电（三相电，也叫马达电）。从此，盛泽个体机户及绸厂逐渐改用电力织机，使盛泽绸业从传统转向现代。

  工业用电问题解决后，盛泽绸业在抗战前出现了一个发展高潮，新办及从外地迁回的电机绸厂达十多家。抗战全面爆发后，盛泽绸业陷入低谷，绸厂多数停业，工厂主全家逃往上海等地避难，继续经营的厂商惨淡经营，总体规模远小于战前。抗战后初期，盛泽因电力停顿使绸厂难以全面复工。1946年中恢复供电后，盛泽绸业本想东山再起、重塑辉煌，无奈资金匮乏、消费低迷、通胀严重、洋货泛滥，严重打压了厂商的生产能力。不久解放战争爆发，国统区经济崩溃、物价飞涨、秩序混乱，盛泽绸业一蹶不振，只有极少数厂家维持生产经营。

  解放初，盛泽绸业积极复工。因资金不足及丝绸滞销，部分工厂接受中国花纱布总公司委托加工订单，改做棉织物，逐渐恢复元气。1955年公私合营，私营丝织厂和零星机户改造联合，逐渐形成以新生、新华、新联、新民四厂为骨干的格局。在农村，1958年成立了在手工机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盛泽公社丝织厂。

  文革中，盛泽丝绸业陷于停滞。文革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形成了鹰翔集团、艺龙集团等一批全国知名企业。九十年代中期后，个体和私营企业大量诞生，为丝绸业进一步发展增添了强大的后劲。焕发新生的盛泽，再次成为国内主要的丝绸类纺织品的集散地。

  王鸣泉的父亲王老金是嘉兴王江泾人，原为小商贩。他有四女三子，王鸣泉排行最末。太平天国战争中，太平军和清军在王江泾附近交战。当时盛泽由太平军控制，工商业发达、相对安定，于是王老金全家迁居盛泽镇，改做领投业，挂牌“王金记”，专为王江泾一带机户经纪卖绸。

  王鸣泉十六岁时父亲去世，他和二哥王品泉、六哥王心泉继承父业，利用遗产合伙创业。合作数年后三兄弟分家，当时已积累资本金约四万银元（普通职员月工资约一到两个银元）。分家时，王鸣泉因未成家而陪母亲共同生活。几年后，王鸣泉娶妻，生女王杏士、子王雨生。

  王鸣泉先从事领投业，挂“兰记”招牌，继而开设机料店和纹制工场。他与机户合作的主要手法有：出借资金、预付定金、赊借原材料及织机配件等。当时他因销售丝绸经常到上海，较快接触到新颖的日本花色绸和新式机械。他及时把最新的花样和机料带回盛泽，先让母亲和妻子试用，然后向机户推广，使机户产的绸布紧跟潮流。因他手段灵活，农村机户纷纷与他合作，他的业务规模迅速扩大，获得了巨额收入。当时，盛泽镇“徽州庄”市场中约一半地盘被“兰记”领投及纹制、机料工场占有。由于经营得法，“兰记”领投不久扩展为鸣新绸庄，收购盛泽绸布销往上海、汉口。

  王鸣泉并未就此满足，又在上海今建国西路近陕西南路处租赁了两家濒临倒闭的绸厂，分别改名为大中华和光华丝绸织造厂，两厂共有织机50多台。同期，他在上海今北京东路近河南路的松安里设立大中华绸厂发行所。1931年，王鸣泉又筹集资金在盛泽创办民生绸厂，排设全新铁木电力织机近50台，引导农村机户进厂工作。第二年“一·二八”事件爆发，上海局势紧张、市面萧条，而盛泽社会安定、劳力便宜，王鸣泉便将上海两厂的设备迁往盛泽，建立民生华记绸厂和大中华绸厂。1933年，他又接管六哥王心泉经营不善的民生星记绸厂。至此，王鸣泉拥有四家绸厂，织机约130台，成为吴江地区实力最雄厚的产业资本家。因他对发展盛泽绸业贡献突出，当选为盛泽电机同业公会主席。

  20世纪30年代初，盛泽电力供应不能满足电机织造业的生产需求，王鸣泉带领盛泽绸业知名人士前往苏州电气公司谈判并获成功，苏州电气公司随即新设一条16.5KV输电线年起向盛泽日夜供电。解决用电问题之后，机户和绸厂纷纷将手工织机换成电力织机，标志着盛泽绸业从传统向现代成功转型。

  王鸣泉在生意大获成功后拨出资金，1930年左右买地造房，新居1936年建成，为两进双层院落。正门在板箱弄，进大门走过十几米长的备弄来到门房，门房后面是佛堂间。门房旁有一口井，佛堂旁边是花园，花园墙角处为绸机间。佛堂间旁边连接灶间，灶间另一头紧靠分隔两进院子的砖刻门楼。穿过门楼，前面是第二进的青石地板大天井，也有一眼井。天井两侧是上下两层厢房，每层各一大间。天井后是三开间大厅，大厅两边各一间正房。大厅和正房的楼上也有五间房。大厅后面是退堂间，退堂间里是楼梯和开在南分金弄的后门。新居建成时恰逢他四十岁，于是做寿庆祝、大摆宴席，还请来当红的苏州文书艺人王宝庆唱堂会。新居的砖刻门楼制作精良，刻有刘海戏金蟾和各路神仙，当时花费约500银元，相当于普通人十几年收入，现为市级文控保护对象。

  好景不长，第二年抗战全面爆发，日寇迅速占领苏州，盛泽危在旦夕。王鸣泉估计自己如不离开，极可能被要求为伪政府服务。他是有正义感的爱国人士，岂能当汉奸，于是决心停办工厂逃难。虽然工厂设备无法撤离盛泽，但因上海有发行所，王鸣泉的资金早就在上海，可以保障逃难生活。他一方面发解散费遣散工人，另一方面委托个别职工留守工厂，然后携带母亲、妻子、子女逃难，计划先往双林镇，然后从水路往上海。当时王鸣泉母亲尚在，小脚老太走不动长路，孙子王雨生在路上多次背负祖母。到双林后总算租到小船，一家老小逃往上海。到上海后，全家先落脚在公共租界松安里的发行所。不久，他在法租界顶下(买租赁权)今永嘉路陕西南路口一处四层新式里弄房屋，供全家居住。

  抗战前，王鸣泉曾在杭州买地准备造房，打算将来定居杭州。战争打乱了他的计划，而且也不知道战争持续多久，举家逃到上海时他并未做长期居住打算，因此永嘉路房子只是顶下，并未购买产权。逃难八年在经济上对他是巨大的消耗，战后他已无力实现定居杭州的理想了。

  避难上海期间，他的子女相继结婚生子，家庭成员增加扩大了日常开销。但他并未坐吃山空，一方面通过入股关联商家获取红利，另一方面建国西路工厂在设备迁出后出租闲置厂房也有收入。

  抗战后，王鸣泉留女儿一家仍住永嘉路，其他人于1946年下半年回盛泽。逃难八年元气大伤，他一时无力全面恢复生产。四家厂经历八年中的偷、坏、卖，设备残缺不齐，厂房也已破败。当时民生厂在目澜洲公园附近，民生华记厂在西新街，大中华厂在王家庄，民生星记厂在沈新街。其中民生厂最大，有其它厂少见的花园绿化，花园中还有一个四面厅。根据实际情况，他先恢复规模较小的民生星记厂生产，陆续再将需充实的设备从其它三家厂搬过来，改名为“新生绸厂”。他安排夫人及儿子王雨生夫妻常住盛泽管理工厂，自己则盛泽上海两头跑采购和销售。不久解放战争爆发，国统区经济萧条、物价飞涨、秩序混乱、洋货泛滥，王鸣泉的工厂开开停停，始终恢复不起四家厂生产。

  解放初，因价格相对高，绸缎销售在长期战乱后仍然低迷。王鸣泉审时度势接受国家花纱布总公司的委托加工，将部分设备转产卡其布、华达呢、灯芯绒等棉布，工厂生产逐渐恢复。1955年政府以“公私合营”方式赎买资本家的产业，1956年盛泽全行业铺开。新生厂提早半年，于1955年在吴江县第一个主动申请公私合营。王雨生出任私方厂长，王鸣泉主动让位任检验员，继续上班到退休。

  从王鸣泉的事迹看，他的个性是相当鲜明的。首先，他爱国进步、紧跟潮流。其它不谈，仅从他的厂名看：大中华、民生、新生，都有强烈的时代感，体现其爱国爱乡之心。其次，他敢于创新、作风开明。他较早引进日本绸布新花样和新式机械，对盛泽绸业转型作出了贡献。避难上海时期，他安排儿子王雨生就读大同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也是思想先进的表现。解放后，他带头接受花纱布公司委托加工，转产棉织品，在公私合营后又主动让位，都是开明之举。第三，他生活节俭、艰苦朴素。他的个人开支主要是抽烟喝茶，没有不良嗜好。避难上海时期，儿子王雨生要买轿车，他先不同意，后来考虑让女眷出行方便而购置了，但他外出办事从来不让儿子接送。他通常来往盛泽乘火车或长途车，在上海外出乘电车，有时三四站路甚至步行来回。对于喜欢步行外出，他曾有“一举三得”之说：步行使腿脚得到锻炼，省下车费买点心吃又饱了口福，吃下去的食物更使身体得到营养。另外，虽然他只有小学文化，但勤于学习、爱好文艺。他每天订日报晚报各一份，工作之余一定认真读报、掌握时事。他抽空阅读各种书籍，知识面也相当广。他喜欢看戏、听评弹，解放前经常带家眷到戏馆看演出，曾邀请王宝庆、严雪亭来盛泽家里唱堂会，晚年他每天必听广播中的评弹节目。他还喜欢养花弄草，解放前民生厂是盛泽罕见的园林化工厂，晚年他以花草自娱，在自家花园养了不少兰花和月季花。

  王雨生从出生到抗战前一直过着安定富足的生活。1927年到1937年，他先后就读于盛泽绸业小学和嘉兴秀州中学。秀州中学前身是创办于1900年的秀州书院，1928到1937年间是其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当时为教会办私立寄宿制中学。作为浙江省近代名校，出自秀州中学的名人非常多，比如：数学大师陈省身、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程开甲就是王雨生的同学。王鸣泉安排儿子就读于这所名校可能出于多种原因：盛泽离嘉兴近离苏州远，在嘉兴读书离家近；选择高价名校既反映他重视下一代的教育，也体现他有经济实力和一定的社会地位。

  逃难到上海后，王雨生先就读于永嘉路住宅对马路的正风中学高中部，1940年入大同大学主修工商管理专业。大同大学创始人是原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教师胡敦复等人，因不满外国主管的作为，他们于1912年到上海创办此校，后来还设立附中。胡敦复有兄弟胡明复、胡刚复，三兄弟都是留学美国的博士，回国后成为我国近代数学和物理专业奠基人。胡明复1927年英年早逝，各界集资在今陕西南路永嘉路建立明复图书馆纪念他，解放后曾为上海市图书馆，今为卢湾区图书馆。王鸣泉为儿子选择到大同大学读工商管理专业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学工商管理专业为将来接班打基础，另一方面大同大学相当多的“富二代”学生也为王雨生发展事业埋下人脉关系。解放后，大同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分拆并入交大、复旦、同济、财经学院等，只有附中保留至今即大同中学。

  王雨生1938年结婚，当时他读高二，因祖母希望他在姐姐之前结婚，早些抱孙子，于是他领命完婚。第二年儿子王炳南出生，之后几年夫人又陆续生了一女二子，排行第二的女儿三岁左右得病夭折。为减轻父亲的经济负担，王雨生于1942年大学肄业，到上海天纶绸缎百货局担任百货部经理。

  天纶绸缎百货局由王鸣泉的朋友、盛泽人陶桂青之子陶松汉创办，地址在今南京东路近河南路（当时叫“抛球场”），店堂是三开间门面，除经销绸缎外还设有百货部。王雨生是陶桂青的干儿子，因此担任百货部经理名正言顺，他在天纶一直工作到抗战胜利随父亲回盛泽恢复绸厂为止，解放后，天纶在公私合营后并入“老介福”绸布商店，其店面改由“黄浦区果品公司”使用。

  从1946年下半年到1948年底前，王雨生一直在盛泽协助其父管理新生绸厂。1949年初，局势因逼近苏州地区而再次紧张。为安全起见，王鸣泉安排王雨生带长孙王炳南回到上海永嘉路，王鸣泉夫妇、王雨生夫人及另两个儿子留在盛泽。

  不久盛泽和上海先后解放。大致在1950年初，吴江县政府寄信到永嘉路，请王雨生到松陵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王雨生一方面不清楚政府为什么不请王鸣泉而请他，另一方面吃不透政府对资本家的政策，犹豫不决。向盛泽家里报告情况后，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松陵镇参加会议。王雨生去的时候穿西装，到会后看到多数与会者都穿中山装或人民装。他担心自己的穿着不合时宜，第二天特地上街买一套灰布人民装换上。在会场里，县委书记问他：“为何换服装？”王雨生回答：“向大家靠拢。”书记笑着批评他：“穿衣款式是个人自由，您不必拘束，特地买一套倒浪费了。”王雨生既感动又难为情，不好意思地笑了。

  从解放到公私合营前，因资金不足加上国内经济在长期战争后相当低迷，新生厂经营困难。“三反五反”运动中，王家积极交纳税款，被评定为“守法户”。当时丝绸销路不畅，新生厂由于是“守法户”顺利取得了国家花纱布总公司的委托加工定单，将部分设备转产卡其布、华达呢、灯芯绒等棉布，生产得以持续。

  解放后，中央政府吸取苏联革命后对资本家采取“没收政策”造成大批资本家外逃的教训，于1955年用“赎买政策”和公私合营方式改造私营企业。1956年盛泽全行业铺开，新生绸厂提早半年，于1955年在全县第一个申请公私合营。

  对于新生厂接受改造的过程，王雨生曾这样介绍：当时部分资本家采取各种手段抵触公私合营，比如：抽逃资金、突击加工资、提供免费午餐或大幅度提高就餐标准等等，要么对合营设置障碍，要么准备吃光用光留个烂摊子给国家。新生厂在改造中首先资金全部不动，其次不突击加工资，第三核定工资最高九十多元的是姓董的技术工人，王鸣泉按检验员定工资六十多元，王雨生因1956年起担任县染织公司经理而兼职不领工资。按王雨生的说法：公私合营中，新生厂是“原原本本”交给国家，在吴江县带头树立了好榜样。

  改造后的工厂取名“新生丝织厂”，以新生绸厂资产为主，再吸收一批小一点的资本家如徐子展、徐荣兴等人的资产，国家同时追加资金扩建，于1955年底搬到目澜洲公园附近民生厂旧址开张。解放前新生绸厂学徒、地下党员钟如钊担任首届公方厂长，王雨生出任私方厂长。

  王鸣泉抗战前办的四家厂历经多年战乱，资产价值大打折扣，大中华厂过户给女儿，民生厂和华记厂基本空置，只有新生厂有二三十台织机在解放初坚持生产。1956年“公私合营”时核定王家资产总计约十四万元，根据政策给予百分之五的年息，即为“定息”。当时政府决定付息七年，到时再议。当时各省估价高低有差异，而且解放初资产价值普遍低，板箱弄王家的住宅也只值三千元，每年七千元定息收入已经相当多了。

  王雨生是解放初吴江县最大的资本家，无党派人士，年富力强又有文化，因此政府将他作为统战对象重用。王雨生1956年春起任县染织公司经理，1956年底至1966年秋任副县长，1959年7月起任县工商联首届主任委员，文革前还曾任省政协委员。他和夫人长期居住在松陵镇县政府安排的宿舍里。

  1960年初王雨生作为吴江县工商业资本家代表到北京参加了工商联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又称“神仙会”。所谓“神仙会”是通过和风细雨的自由交谈、讨论和辩论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一种会议方式。它最初由于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提出的，是对党内而言。在1960年前后的暂时困难时期，中国把神仙会的方式运用到工商界、知识界和各派，并经过中国、各派、无党派人士的共同努力推广到全国，获得了完全成功。神仙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在中国领导下的“三自”和“三不”。“三自”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在1960年初民建、工商联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及1960年夏季各派的中央全会上，由于采取了神仙会的方式，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心情舒畅，思想认识逐步统一。参会期间，王雨生与全国爱国工商人士如王光英等交流思想，并受到李等负责统战工作的国家领导人接见。通过参会，他深受鼓舞，更坚定了拥护政府、积极工作的决心。

  解放后，政府因“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等重大事件多次号召全国人民募捐，王雨生每次都带领全家积极参与，多次捐款几千元。“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王雨生将领取定息的专用存折交给新生厂，申请放弃定息支持国家渡难关。因为此举涉及到统战政策，厂方先代为保管。后来，政府为兑现承诺，不接受放弃定息，这笔钱款再发还王家。1963年定息支付已满七年，政府通知延长三年，到1966年止，实付定息相当于归还一半资产。“文革”开始后，王雨生再次将领定息的专用存折上交，当时称为“冻结”，只有在生活困难时可申请动用款项。“文革”后期王鸣泉夫人病重时，因她无劳保且家里当时也比较拮据，王雨生曾申请用过一次定息款项。这笔定息后来到“文革”结束落实政策时全部发还王家。

  因群众基础好而且是统战对象，王雨生在“文革”中受的冲击比较温和。1956年后他在县政府任职而长期居住松陵镇，1966年造反派来盛泽家里抄家前通知他回来。为防止他和家人“串供”，造反派到松陵镇去带他回盛泽家里，不见家人直接带上二楼隔离。吴江县委为安全起见派人同来盛泽关照，王雨生接受盘问一周左右后返回松陵县政府。不久，他被下放到吴江县“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左右。从干校回来后，他回盛泽到改名“红卫丝织厂”的原新生厂劳动，每天提早半小时站在厂门口向革命群众请罪，然后进厂上班。

  文革后，王雨生于1979年中到1981年初复出任新生厂副厂长，1981年3月到1987年4月任吴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0年退休。在此期间，王雨生还历任县政协常委、副主席，并多年兼任县工商联主任委员，为吴江县改革开放献计献策、发挥余热。

  百年沧桑，世事变迁，王鸣泉和王雨生父子在近代盛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他们父子接力、创业传承，对盛泽丝绸织造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作为后代，谨以此文表达敬仰和怀念之情。

  王炳南，1939年生，盛泽新生丝织厂创办人王鸣泉长孙，新生厂继承人王雨生长子。他在盛泽读过几年小学，长期在上海学习、工作，从教四十载，退休中学教师。他擅长油画、民族乐器、戏曲评论、写作，曾在各大报刊杂志发表多篇戏曲评论和杂文。在上海市盲童学校工作期间，他与人合作编写出版中国第一本盲字乐理教材。

  王尔立，王炳南独子，1971年生，从事进出口贸易工作，业余爱好文艺和写作。